播报:普高扩招到“9：1”！分流缓和了，新的焦虑却开始了

几年前的中考招生，许多地方强调“普职分流，比例为5:5”。但这两年不一样了，很多地区的普职比例已经拉升至“7：3”。像宁夏地区，提出：到2025年全区普通高中录取率达到76.27%，并力争在2027年超过80%、2030年超过85%；部分地区甚至明确普职比例锁定为“9：1”，比如湖北省，提出：未来5年，全省初中毕业生就读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要稳定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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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讲，“通过调整教育资源布局结构，持续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是今年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大方向。而普高扩招到“9：1”，最直接缓解的，是中考阶段“是否被分流到中职”的焦虑。

以前在普职分流比例较为刚性的时期，中考被视为一次具有“不可逆后果”的筛选，一旦未能进入普通高中，学生的后续发展路径就会被迅速锁定。这种高度确定性的分流机制，使中考承载了远超其学段定位的心理压力。当普高录取率不断抬升，进入普通高中的确定性增强，家长和学生在中考时面临的“制度性淘汰风险”就会显著下降。由于绝大多数学生可以进入普高体系，中考不再被普遍视为“一次定终身”的节点，所以学生和家长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但需要看到的是，竞争不会因此消失，它会在普高体系内部重新分层。即便在“人人都上普高”的假设下，普通高中之间仍然存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升学成绩等方面的显著差异。重点高中、优质示范高中与普通高中之间的区隔，会在扩招后被进一步放大。

在这一背景下，中考竞争的核心逻辑从“能不能进普高”转向“能进哪一所普高”，竞争从制度分流转向校际分化，从“去向不确定”转为“层级更精细”。也就是说，普高扩招并未消解中考竞争，只是改变了竞争的形态和位置。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中考阶段的焦虑被暂时缓解，那么在高中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上就会形成新的结构性压力。

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普通本科招生489.97万人，职业本科招生10.96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67.94万人（不含五年制高职转入）。可见，即便考虑本科扩招趋势，高职招生规模仍显著高于普通本科。

教育专家熊博士表示，普高录取率持续提高，会导致一半左右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这是在告诉大家，普高扩招不等同于“本科扩招”，也不等同于“人人读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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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普高扩招带来的“焦虑缓解”更多发生在“入口端”。在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后，新的位置会呈现出更为复杂、隐蔽的新的焦虑。

第一，普通高中内部学习适应性的焦虑显著上升。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学业基础、学习能力和学习方式差异明显扩大。但在现实操作中，许多普通高中仍沿用高度统一的教学进度与课程难度设置，缺乏足够的分层教学与个性化支持。部分学生虽然“进了普高”，却难以真正适应以学术课程为核心的教学节奏，学业挫败感加重，进而转化为自我否定。

第二，高中三年培养路径与未来去向之间错位带来的焦虑。在普高扩招背景下，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实是：大量学生在普通高中阶段接受的是以普通高考为核心目标的学术训练，但最终却进入以技能培养为主的高职院校。这种“学术训练—技能升学”的路径割裂，使不少学生在高中后期产生明显的方向迷茫感。

其三，是职业教育社会认同不足所引发的结构性焦虑。当“普高—高职”逐渐成为大量学生的真实发展路径，而职业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仍长期处于相对低位时，焦虑便会从中考阶段被延后、转移至高中阶段集中爆发。

简而言之，如果普通高中仍然只有“统一课程+统一高考”这一种办学模式，那么普高扩招的意义，便主要停留在“缓解中考分流压力”层面。

因此，推进高中多样化办学，通过分层课程、综合高中、普职融通等方式，让学生在进入普高后，依然保有路径选择权，同时将职业教育明确定位为“类型教育”，而非“兜底教育”，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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